香港维多利亚海湾，曾经让多少人流连忘返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体，恰好就是美景中的一个元素，在香港上环，招商局三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，这个经常被人们误解为政府机构的名字，代表的是中国最古老的现代民用企业，招商局一百三十五年的历史，见证了中国近代化文明的进程。

在招商局大厦的底层，是香港港澳客运码头，每天有数班高速客轮开往广州和深圳，整个航程仅仅需要五十分钟，许多人选择在香港工作，却把家安在了深圳，远在1861年香港和广州之间，每天已有两艘蒸汽班轮往返，它们是“维尔拉麦号”和“白云号”，隶属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，这段水路距离为90英里，单程航行时间大约六个小时。

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早晨，一位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，应邀登上了轮船，19世纪中后期，中文报纸和白话文尚未流行，《纽约时报》就开始了对中国跨世纪的追踪报道。年轻的报纸，年轻的国家，刚刚摆脱南北战争的阴影，因此，这个时期，对华报道和评论上，还没有老牌帝国主义的特征，对弱势民族的关爱之心也较为纯洁。

在今天这些报道为我们提供了复原当时情景的一份依据，随着1842年的到来，大清国进入了多事之秋，面临着数干年未有之变局，由于“鸦片战争”的失败，大清国政府被迫相继签定了《中英南京条约》，《中英天津条约》，以及《北京条约》，从此五口通商，国门大开。

在当年的《纽约时报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描述，上午十一点钟，维尔拉麦号航行到清国河口堡垒的炮口之下，河流在这里收缩成一条狭窄的水上航道，清国的这些防御工事，排列在河两岸的山脚下，有一堵坚固的石墙沿河延伸，炮阵横列在石墙之上，使得这些堡垒对通过的敌对船只进行有效的火力攻击。

自从清兵入关推翻明朝，建立大清国以来，经历了几代盛世，国力大增，为了维护皇权和江山稳固，虽然强迫国民更改了服饰，留起了马尾长辫，但是满族的皇帝却一直延续了明朝的海禁策略。这时的海禁，已经不是针对猖獗的倭寇，而是担心对外交往会导致汉族起义，推翻满族的统治。

戴逸：据外国一些经济学家统计，也是估计，乾隆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GDP份额的百分之三十二，差不多三分之一，印度当时占百分之二十四，欧洲国家包括英国，德国，俄罗斯，法国，意大利，欧洲的五个国家占百分之十七，当时世界上三驾马车，这三个板块三个地方，就占了百分之七十多，乾隆时期中国经济的GDP总数占世界的第一位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，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独立的一个文明体。

此刻大清国的皇帝，沉醉于天朝上国，根本无暇环顾外边的世界，更未意识到，帝国的衰退已经显露出征兆，千年未有之巨变即将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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